八年如梦

尹帮成 16:11:29
四爷你不玩单机游戏么？
尹华良 16:08:47
我很少玩游戏的
尹华良 16:08:54
我不喜欢虚拟的东西
尹帮成 16:12:00

哦`
尹华良 16:12:28
你以后也要少玩
尹帮成 16:15:50
恩``游戏玩多了也就腻了
尹华良 16:13:18
嗯，平时多看点书
尹帮成 16:16:29
呵呵``有我喜欢的我会去看的
尹华良 16:13:52
也莫只晓得看科幻系列的
尹帮成 16:17:03
恩恩
尹帮成 16:17:38
那四爷呢`你把工作或者写东西当成是一种放松么？
尹华良 16:15:35
我工作大多时候不算是很累，也没有什么压力，再说我把做我喜欢的事情当成一种放松，比如，读书啊、踢球啊、喝酒啊

^_^
尹帮成 16:18:59

》。《
尹华良 16:16:27
哈哈
尹帮成 16:19:45
果然`没一个是虚幻的。。
尹华良 16:17:21
不过，你现在还小，脑海里也要有一种理想色彩！其实四爷也是理想主义者啊！
尹帮成 16:21:06
我的理想很模糊`
尹华良 16:18:24
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尹华良 16:18:40
想像你爸爸这样当老板？还是其他？
尹帮成 16:26:29
可以的话`我想先写一本书，在改编成动画`
尹华良 16:24:05
^_^，这也是很好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一定要早日形成一个大的框架。
尹帮成 16:27:27
恩恩`
尹华良 16:24:46
看来你对漫画蛮感兴趣的。
尹帮成 16:27:57
差不多拉
尹华良 16:26:05
除了这个还对什么有兴趣呢？
尹帮成 16:29:16
不晓得`
尹华良 16:27:06
不准备以后搞你爸爸的超市？
尹帮成 16:30:19
我对这个从来不感兴趣`
尹华良 16:28:35
嗯，那就要坚定自己的兴趣。
尹帮成 16:31:40
恩`
尹帮成 16:31:57
希望是吧`如果我的理想真的可以不变的话
尹帮成 16:32:08
四爷我玩游戏去了，你回来我再和你说，你要陪我玩哦。
尹华良 16:32:30
好的，玩一会注意休息，保护眼睛。

痴心地爱着一个您认为不值得爱的人，而又无法摆脱出来，是最容易把人毁掉的。——（英国）毛姆

 

一个人，当把全部感情倾注于某一点时，那么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古希腊）赫拉克里特

过去一个月里，还以为Spaces已经被党和国家封了咯。

近来无事，有的就是一些琐事、碎事。安好，好安咯？^_^

六四事件，也称八九民运（民主运动）、八九学运、六四屠杀、六四风波、八九民主运动、八九学潮、天安门屠杀、天安门事件、中国官方称之为动乱，反革命暴乱，在此简称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及其后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事件，以大规模的学生、民众的的游行和示威运动开始，但是学生团体和政府之间在交涉中未能达成共识和政治妥协，最后以政府召集军队武力镇压造成若干（具体数字不详，存在从几百到上千的各种说法）市民和学生死伤而告终。一般认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这一期间进行了表达各种政治主张的示威游行。一般政治评论家认为此次事件导致了自1978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众多争论时至今日也尚未解决。

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开始由自由化知识分子、领导阶层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广大民间共同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被中国政府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88年，公开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从世界范围内看，六四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不到5年的时间中发生了政权轮替，并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

事件记录
起因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3岁。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事件导火索是由于中国学生自发的悼念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胡耀邦因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而被中共元老们要求辞职），但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就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抗争。事件的起因有着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与当时国内、国外势力的斗争和较量有关联。
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

扩大
4月17日，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据称队伍中有9辆外国使馆车辆和一些外国记者随行。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 官倒，公布详情。
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
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城市，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
但是在北京，情况正在失去控制。据称，18日深夜，由于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只剩下数人，武装警察将他们拖走时动手打人，被打学生回校广播控诉，次日凌晨，千余名学生开始向新华门聚集。
4月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剧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当晚，数万北京学生们提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包括数百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

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
与总理李鹏对话；
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
学生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能得到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国徽下，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更多的广场学生齐喊“站起来！”。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在追悼会期间，广场上坐满了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为防止学生和武装警察的冲突，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队维持广场秩序，学生们在接近一昼夜的静坐后无结果，情绪激愤，由于将近傍晚，担心入夜出事，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但学生对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随后学生们呼喊“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开始从广场撤离。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这场大规模游行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变为“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日本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对话，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小平对于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表示赞同，并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部分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
4月27日，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对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导报》定于4月24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在用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谈会内容中，有些如公开发表，对稳定当前局势十分不利，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为此，市委和《导报》名誉理事长4月22日约请《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谈话，建议对报纸内容加以节选。钦本立同志表示同意，并打电话通知停发已印好的这期报纸，待重新排版后再印发。但是，后来了解到，原来报纸已经印好，有些报纸已经提前发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等当时决定改版后发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后的清样还压在《导报》负责人手里，迟迟不签发。最后仍未出报。25日晚，《导报》负责人给市委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坚持发行原已印好的那张报纸。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他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果断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而使江泽民获得邓小平的赏识，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
4月28日，《人民日报》照前日李鹏的要求，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则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必须立即平息风波，但是在具体作为上存在分歧。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袁木承认中共内部有官员腐败的问题，但是强调大多数官员还是好的，并称无新闻检查制度，而只有“总编辑负责制”；另外他也称胡耀邦是自己决定辞职，除了因为认为学运事件未处理好外，健康原因也是其中一个。但是他同时又批评北京高校中有些人故意煽动情绪，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发动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4月30日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全国学联的建议下，与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
5月1日劳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选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华为领队，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代表郑旭光为副领队，向中共中央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分别提交了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
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全文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顶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他表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并着重讲了三点：
一、他们（指学生）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二、“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
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情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面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五四谈话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
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绝食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
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而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倒的迹象。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
六四事件前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到这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当天，学生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晚上，李鹏及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共告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措辞严厉，宣布戒严，赵紫阳则没露面。之后，李鹏在电视发表演说，发布戒严令。会议尚在召开，就有人通风，各大学广播紧急通知，学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设置路障。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市区前进，均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未能进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鹏正式签署戒严令，北京开始戒严。
戒严令全文如下：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
发布戒严令后，还是有很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对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予以声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业，送饮料和食品。事后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业支持学生是为了煽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戒严
5月20日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发生多次冲突，而解放军方面，据中国官方说法：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
5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数架军用直升机，低空往复飞行，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5月22日，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在多伦多表示：“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5月23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1人死亡。
5月25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5月26日，由于天气炎热，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开始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下。而同时，大量戒严部队仍在北京市区周边休整待命，准备随时进城。
5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支起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捐赠来的新帐篷。
5月29日，静坐学生开始安装大型塑像“民主女神”。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

天安门清场
6月3日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叁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清晨，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区和市郊多处发生冲突，冲突中军队开枪射击，中枪的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用石块袭击军队的人士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一些试图对伤亡市民学生进行救护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途中的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大多伤亡者被市民送往医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包括二十八中墙外）。有录像资料和图片资料证明解放军枪杀了数目不详的北京市民。另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报章报导有杨尚昆旗下的军队因为拒绝执行任务，与一支从外地调来的军队在长安大街对峙。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据传说，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关于死伤情况，一般认为死伤主要发生于军队往天安门推进途中，但对于天安门广场内的死伤情形，则有不同说法。柴玲6月8日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中国官方则宣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根据录像资料和中国官方记载，当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内仍有数千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被军队包围后强制解散。刘晓波被拘捕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大意如此）。针对柴玲的说法，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留守到最后一刻的台湾歌手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说道：“事实还不够么？为什么要用谎言对抗谎言？”。然而，丁子霖在寻访死难者时发现，清场过程中军队曾向广场内学生开枪并杀死了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被戒严士兵乱枪打死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枪杀于纪念堂附近。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死亡的军人，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而翻车，油箱擦地起火死亡。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

六四尾声
6月7日，由于戒严等多种原因，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四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4日。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局势还很不稳定。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了大批积极分子。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遭到通缉的学生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有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有王丹、封从德﹑王超华，柴玲完全淡出、吾尔开希基本淡出，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等七人仍在国内。王丹在六四后7月2日在北京被捕，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直到1998年4月19日在写过悔过书之后被准许出国。
6月4日之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和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各地政府开始追究“动乱分子”。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直至2005年，仍有人被关押。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后全国各组织机构仍发动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追查六四运动期间人们的去向并备案。据称，参与过游行的一代大学生之后无一被批准入党，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对其今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6月25日，人民日报恢复每日八版发行。当日头版即以醒目的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介绍了有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则长达一百七十二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发布了小则《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6月7日起，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京地区的秩序恢复正常，影响本报正常出八版的各种因素都已消除。因此，从今天起本报恢复每天八块版。本报改出四块版共18天。为了弥补订户的损失，我们将陆续编印增刊、附页，随报送各订户，不再另办退还报费手续。敬请读者谅解。”

影响与评价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中国官方对事件的说法经过了从“暴乱”到“动乱”最后到“风波”的转变。更加中立而为外界所接受的说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政府的说法：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6·4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刻意淡化事件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国政府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评议不允许公开化。对死难者家属的悼念亡灵的私人活动也进行骚扰和镇压。十余年来，尽管中国党政领导人已有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一直不正面回应评价当时的作为。2005年赵紫阳逝世的事件也没有重笔墨地报道说明，中共对于六四的处理似乎遵循一种路线，即让历史去评价。
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事件，公开在传统媒体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也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预料的事件。
在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介绍少之又少，青年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国高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原文）：
导致这场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这段话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就国际大气候来看，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加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极其泛滥。就国内情况而言，首先是由于包括中央领导层少数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使多年来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况没能得到根本扭转，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其次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以权谋私，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再有，当时物价大幅度上涨、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又面临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的情形，这也使他们产生了某些不满、误解和怨气。所有这些国际国内的因素，使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们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盘西化”和经济上实行私有化，结果进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这场风波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它使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部分中国官方学者的分析
他们认为：这是受外国势力利用的盲从；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对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初期的社会的腐败等现象不满而宣泄情绪；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则想利用学生运动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从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资本的经济殖民。
国内民众、政治异见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八九民运的定性以及各种问题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中国民众的观点也不统一，支持镇压与反对的人都不是少数，但更多的人选择对此保持沉默。
在苏联解体之后，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一观点，即如果当初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许先苏联一步走向政治变革。有人认为，六四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机。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动用国家正规军对付平民。
有的八九一代（即见证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学生）这样评定六四：事件最初为学生运动，绝食至戒严后发展成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海外一般将其称作八九民运）。他们认为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专制暴政而进行的抗争。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但其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与宪政的追求。更多的人对各种消息、传闻持谨慎态度，因为各种不连续的所谓事实很难相互分辨。他们虽然对中共的腐败等问题感到不满，但认为学生不应该反应过激。
相当多的自由学者与异见人士公开表达纪念和平反六四的观点，要求实现和解促进民主与宪政。不断地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如体制内的对话、海外媒体、网络特别是BBS与网志）发出这种声音，但他们的言论或人身受到严厉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一些人认为：由于事涉当时中共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江泽民接任等问题，且担心会由平反引发的不可控的清算会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中国政府试图有意否认六四杀人的存在，并掩盖与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与活动，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忘记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
一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许多学生领袖们也进行了许多反思，一些人意识到学生们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有观点认为，少数激进学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以为流血会唤醒民众，不知退让和妥协，而学生们的绝食行为在当时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承认学生自治组织，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以及不对学生“秋后算账”等。这些在当时又是政府不愿做到的。而学生们在政府关闭对话渠道并实施戒严以后继续坚守广场，则是不智的；其他的诉求则太过空泛，例如反腐败、民主等，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内都可以立即实现的。而且，学生中的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已经实质上的与当时的专制体系发生了冲突。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以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是不可容忍的。
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真子弹来镇压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力图为政府开脱的人士后来的解释是：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队，对邓小平而言，非军队不足以压服党内分歧，镇压党内外反对势力，收拾局面，稳定政局。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无疑是个出色的统治者，他并不愿意在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拖延解决问题，他不能容忍赵在过去几个月中任由矛盾发展和继续激化下去。李鹏政府面对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如此大规模自主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反应不力，也没有解决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时的中国政府既缺少相关经验，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都没有防暴警察队伍。中国政府当时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当思想工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便控制不了局势了。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大多数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例如宋美龄发表了声明；陈香梅、韩素音也予谴责；伊东正义、樱内义雄集会发表抗议声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著名农学家威廉·欣顿（韩丁），公开发出要求国际社会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但是，有些声明，被人认为不是单纯的支持学生运动，而是别有用心的想破坏中国经济以颠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
另外，少数国际著名人士则为六四事件进行辩护。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共政府谴责的时候，认为六四事件是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是邓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劳”。新加坡还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当时大多数国家却都还在制裁中国。台湾学者李敖曾在其节目与著作中，将中国的六四事件比作美国六十多年前的历史上“酬恤金进军事件”，以表示中共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方法乃是无独有偶的，而这亦符合当时国际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西方社会落后五十年的讲法。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几年，中国的政治日益开放。但是，在六四之后，邓小平于当年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接任。江泽民执政后，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思想控制开始加强，言论空间紧缩，八十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开始逐渐倒退。党内保守派对邓的改革政策公开提出挑战，被退休在家的邓小平动用了军队势力制止。邓小平南巡讲话促使江泽民和李鹏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中共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宽了诸多经济政策，客观实质上改善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六四事件对中国长期的影响则也许需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可能有定论。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负面形象长期挥之不去，影响中国的外交运作；在国内，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话题不时被提起，尤其是在领导人更替的时期。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虽然基本上从未改变，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会“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有一些人对政治从此彻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问题。一些长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六四后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
对香港的影响
对香港关系而言，由于香港对北京学生运动的支持，原本与中国政府同一阵线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与中共分道扬镳，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及著名作家查良镛（笔名金庸）都愤然辞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这亦埋下了香港人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发了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虽然1990年代初西方许多国家的经济疲软，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国家的护照之后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随著回归后香港经济急转直下，这些人很多又再离开香港。另一方面，这批新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现金储备和税收，亦为这些国家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因为香港移民的资金而使经济得以反弹，从而吸引更多来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如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及韩国的新移民。
在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教育界拟在1989年6月7日发动全港师生游行，藉以表达对六四事件的哀痛，后来香港教育署宣布1989年6月7日全港学校停课一天，游行告吹。
另一方面，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一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巿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由此开启了香港巿民参与政治的意识，标志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开始。此后每年六四周年香港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纪念六四遇难者的烛光晚会，同时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游行争取政治上的发声。其中两次最重要的大型游行，分别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与要求董建华下台的香港七一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50万香港巿民参与；以及2005年12月4日争取普选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政治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25万香港巿民参与。由六四开始，乃至七一与一二四等，三次政治游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会来攻击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发动属下的左派公会，预先订下维园的各个足球场进行活动，以图阻挠纪念的进行，但都不成功。
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承诺不会对学生“秋后算帐”之后，竟然采取了比“秋后算帐”更严厉的血腥镇压，使香港人对中共采取不信任态度的人亦愈来愈多，深怕今时今日的承诺，他朝对方会反口。

这个空间啊。时好时不好，所以现在习惯性的让它荒芜。

 

我爱这里，所以我一直没“挪窝”；我是一个执拗般坚持的人。哪怕这样的坚持没有一点意义，正如，这里时好时不好，但我还是热爱它一样哦。

 

向前来此处到访的兄弟姐妹们致歉拉。